五、太公享年考略
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,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,实际上主要是三个: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,年龄是多大?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?三是太公卒于何年?先谈第一个问题,《荀子·君道篇》里说:
夫文王非无贵戚也,非无子弟也,非无便嬖也,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,岂私之也哉!以为亲邪?则周姬姓也,而彼姜姓也。以为故耶?则未尝相识也。以为好丽耶?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,浑然而齿堕矣。
接下来,在《韩诗外传》里,亦有“以为娇好耶,则太公年七十二,浑然齿堕矣”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,不同的仅是把“州人”改成了“舟人”。再稍晚,《史记滑稽列传》里,也有类似的说法:
《诗》曰:“鼓钟于宫,声闻于外;鹤鸣于皋,声闻于天。苟能修身,何患不荣。”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,逢文王,得行其说。封于齐,七百岁而不绝。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、行道,不敢止也。
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,在荀况、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,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,都是七十二岁。尤其是荀况,虽为赵人,但曾三作“稷下领袖”,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。那么,这一“认定”,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?我们说,可以的。比如,《说苑》里有“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”⑻的话。《说苑尊贤》里有:“太公望,故老妇之出夫也,朝歌之屠佐也,棘津迎客之舍人也,年七十而相周,九十而封齐。”这里“年七十钓于渭渚”、“年七十而相周”中的七十,因系整数,故可视其为约数。又如《尉缭子·武议篇》里有:“太公望年七十,屠牛朝歌,卖食盟津,过七十余而主不听,人人谓之狂夫也。及遇文王,则提三万之众,一战而天下定,非‘武议’安能此合也?”这里所说的“过七十余而主不听”后“及遇文王”,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。当然,不同的说法也有,主要是两种。一种是“太公八十而遇文王”,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,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。如李白的《梁甫吟》里,就有“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,八十西来钓渭滨”的句子,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,或是把“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”当作史料应用⑽,就不足取了。二是有人主张“‘七十’、‘七十二’、‘七十余’均非具体数字,乃我国古代表示‘至大无极’的一种神秘数字”⑾。落实到年龄上,如前所述,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,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,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。我们以为,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,或者二三十岁,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,甚至从生理上说,还更加合乎常情,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。然而,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,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,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,恐怕也是不足取的。
第二,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。据前面“文王在位时间”的讨论可知,机动的范围并不大,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,即公元前1056--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。因为,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“同梦说”⑿不论,参照《尚书大传》的“羑里营救说”、《楚辞·天问》的“屠市偶识说”以及《鬼谷子·忤合第六》的“吕尚三就文王、三入殷,而不能有所明,然后合于文王”等史料,都不难想象得到,太公和文王的相识,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。《太公六韬》和《史记周本纪》里说的,太公和文王的初遇,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,又经卜师占卜,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“坐茅以渔”的太公,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。比较之下,还是宁可相信《史记齐太公世家》里的话:
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,要之为文武师,周西伯之脱羑里归,与吕尚阴谋修德,以倾商政,其事多兵权奇计。故后世之言兵,及周之阴权,皆宗太公为本谋。周西伯政平,及断虞、芮之讼,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。伐崇、须密、犬夷,大作丰邑,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,太公之谋计居多。
另外,在《说苑·指武》篇里,还有细节的记载:“文王曰:‘吾欲用兵,谁可伐?密须氏疑于我,可先往伐?’管叔曰:‘不可,其君天下之明君也,伐之不义。’太公望曰:‘臣闻之,先王伐枉不伐顺,伐险不伐易,伐过不伐及。’文王曰:‘善!’遂伐密须氏,灭之也。”讨论到此,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: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,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,即公元前1056年。这年他是72岁;72加上1056,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