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初洪武(1368-1398)、永乐(1403-1424)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,不仅史实确凿,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迁民记载达66项(次),其中规模较大18次,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,且是个中转站,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。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、自然灾害和瘟疫。
历史上的元代只有89年。元顺帝时,丞相伯颜奏请朝廷,杀尽天下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(汉人中以这五姓为最多),这一血腥恐怖的政策,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,元末明初,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战争,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,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两准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和江苏部分的农民十余万人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,惨遭镇压以失败告终。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,无所其极。过皆屠城,百姓“十亡七八”,使中原呈现“春燕回来无栖处,赤地千里无人烟”的凄惨景象。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的内讧征战。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、山西、陕西等地,数年之间,凡战数百起。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准,南征北战,推翻元统治,连年征战,“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,自兵乱以来,尽化为荒芜之地,土著之民流离军伍,不存什一,地广民稀,开辟无方”。第四次便是“靖难之役”,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,持续四年之久,杀掠无数,京、鲁、豫、皖为甚,以至“道路堵塞,田畴草莽,千村辟荔,魂哭鬼狂”,“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,几为丘墟焉。”
自然灾害的影响,元末明初,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任何一个朝代,自元末至明末,270多年间,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达1000多次,平均每年3次以上,其中最严重的是水灾,几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泛滥。据《元史》记载,仅元末40余年旱涝灾害山东18次,河南17次,河北7次。因枣强县地势较高,遂成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区。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严重,元至正元年(1341)年到二十六年(1366)25年中,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,山东河南一些地区出现了“民食蝗”、“人相食”的惨状,另外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流行。蝗灾瘟疫加之战祸,老百姓非死既逃,使得中原一代田地荒芜,人烟稀少,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,满目疮痍。
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
明初,在人口剧减,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,统治者十分清楚,也万分着急。朱元璋言“丧乱之后,中原草莽,人民稀少,所谓田野辟,户口增,此正中原之急务”。不单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如此认识,地方和中央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。发展生产,提高财力,明知州苏琦提出“时宜三事”,其第三事既为“垦田以实中原”。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,枣强移民大致分两个阶段:一是明初,二是明中后期。明初主要是向外输出,明中后期则以输入为主。第一阶段明初移民。民初洪武年间(1368-1399年),枣强与山西洪洞均设有移民机构。其中枣强籍居民多迁往山东西北部及西部与略东一带。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184万,其中来自山西121万,占66%;来自枣强35万,占19%,两股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的济南、历城、章丘、高青、青岛、胶南、既墨、淄博、枣庄、滕县、德州、宁津、商河、济阳、禹城、夏津、陵县、齐河、武河、广饶、滨县、惠民、垦利、阳信、沾化、利津、博兴、潍坊、淮县、诸城、安丘、临朐、寿光、高密、益都、烟台、牟平、文登、莱阳、栖霞、沂水、日照、莒县、泰安、济宁、曲阜、邹县、菏泽、巨野、单县、曹县、东阿、临清、莘县、金乡、阳谷、冠县、高唐等87个县(目前山东省辖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,共91个县市区),占全省辖县数的95.6%,其中枣强移民以淄博市、滨州市、东营市、青州市、德州市、潍坊市最多。何以如此之众?原因之一是:从河北枣强移民并非一次,既有官府组织的移民,又有民间的游居漂移;原因之二是:枣强作为当时的一级移民机构(或是移民的迁散地),既有本乡本土的枣强土著人,又有从河北组织的各地民众;原因之三是:卜居于枣强的流民多被迁徙,所谓“流民”既年饥或避兵他徙者,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许并且未编入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;原因之四是:河北枣强西连秦晋,东临齐鲁成为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。在移民过程中,既有枣强人,又有山西人掺杂其中,综上所述,就构成了河北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。需要说明的是元末明初枣强辖区内的很多村庄多被迁徙不存,例如相传辖区内“七纸房、八涧里”,现在仅存五纸房一涧里,还有 村 村,这些村何去何从已无记载,有待于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进一步考证。第二阶段则是以接纳移民为主,向外迁民为辅的阶段。这个阶段大约在明永乐年间(1403-1424年),根据《枣强县志》载,明永乐年间,山西、山东等地一批移民到本县安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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